1.菲总统称正与俄磋商购买燃料等商品,当地的通货膨胀情况如何?

2.2021菲律宾8月能解封吗

3.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菲总统称正与俄磋商购买燃料等商品,当地的通货膨胀情况如何?

菲律宾油价调整时间最新_菲律宾油价调整时间

当地通货膨胀严重,菲律宾在燃料等商品上高度依赖进口,俄乌冲突导致该国的通货膨胀率飙升。?

菲总统称正与俄磋商购买燃料等商品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表示,菲律宾正在就购买燃料和其他关键大宗商品与俄罗斯进行磋商。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马拉特?巴甫洛夫表示,俄罗斯愿与菲律宾合作,帮助菲在油价上涨的情况下寻找其他燃料来源。通货膨胀严重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必须出台相关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只有如此,国家才能确保经济平稳可持续的发展。相信菲律宾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能够很好的解决国内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危害

菲总统称正与俄磋商购买燃料等商品。通货膨胀会引发物价上涨、成本上涨、储蓄下降、货币贬值。低收入者受损,高收入者却可以获益。通货膨胀不利于靠固定的货币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并且也对储蓄者不利。通货膨胀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对社会秩序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的这种行为,国家应该给予很好的宏观调控,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

抑制通货膨胀的方式方法

抑制通货膨胀可以取的方式方法:紧缩型财政政策。紧缩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削减财政支出和增加税收的办法来治理通货膨胀。削减财政支出的目的是通过限制支出而减少的需求,从而缩减总需求;紧缩型货币政策。紧缩型货币政策又称为?抽紧银根?,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多。因此要降低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减少流通中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实现。通过以上的方式方法,能够很好的控制通货膨胀,为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推动力。

2021菲律宾8月能解封吗

东南亚增病例数量出现了下降。

1、印尼

截止5月1号,印尼确诊病例达10551例。不过朋友圈里面普遍认为实际感染数字要高很多。即便确诊病例已破万,但是日均检测数量才到7000。

日前新加坡科学设计大学(SUTD)实验室更新了对印尼疫情的数学建模结果,该结果预测预计6月4号高峰期结束。然而,我们觉得所有这些用官方公布或者网上爬来的不完全数据做的模型都和扯淡没太大区别。 印尼的高峰期什么时候到来,恐怕连印尼也不知道。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度过这场危机,就更没有人知道了。

在前不久印尼宣布停飞国内外航班,来防止民众因返乡而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不出所料,有些航班还在飞。而陆路交通也抓住不少试图钻漏洞返乡的人。至于没抓住的有多少就没有人知道了。

鉴于印尼爪哇岛上人口密集度、外岛的信息不完整加上初期决策和执行PSBB的不坚决,印尼或将是东南亚疫情中最大的隐患。而经济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也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2、新加坡

5月1日,新加坡新增932病例,累计17101例,新增病例大多数住在客工宿舍的工作准证持有者,说通俗一点就是主要来自南亚(印度、孟加拉等国)的外劳。

李显龙昨天发表五一劳动节讲话时指出,全球GDP今年将萎缩,这也将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新加坡经济结构恐将出现长久的重大变化。航空方面,新航于4月25日表示,5月-6月底,将只保留飞往15个城市的航班。其中包括两趟飞往中国的航班,分别是SQ830往返上海-新加坡和MI往返上海-重庆。

上周末也宣布将在5月5日起逐步放开饮食零售商店、居家烘焙生意、洗衣店、理发店、宠物用品零售等行业的营业。由于当前新加坡每天新增社区病例还没有达到个位数,这意味着还存在社区感染的情况,因此目前不会全面取消目前在执行的更严格的阻断措施条例。

同时,预计到6月1号到期的“熔断器”(Circuit Breaker)措施估计不会提前取消。而6月1号之后大家能不能回到办公室办公也是未知数。大概率可能居家办公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 最近几次新闻发布会已经在让大家为此做好心理准备了。

另外,最新的消息是贸工部在5月12日起逐渐恢复制造业,并在和日韩澳新加等国商讨恢复必要的海外公干。到时候很可能是建议一个互相认同的健康识别标准。

新加坡也表明了决定, 无论如何不会让新航垮台,必须要维持新加坡的航空枢纽地位。

3、马来西亚

5月1号,马来西亚共确诊6071例。马来西亚总理慕尤丁(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翻译成穆希丁)5月1日上午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将从4日起“在受控且小心管理下”恢复大部分经济及社会活动。

大部分企业将被允许复工,商场亦获准恢复运营,餐馆也将恢复堂食,但需保证进餐者的社交距离。但、酒吧等室内场所仍不得开放。民众也被允许进行保持社交距离的户外活动,但类似足球等涉及群体聚集的运动或休闲活动仍不准进行。慕尤丁亦强调,大规模宗教和社会集会仍在禁止之列,学校亦暂时不能复课。

联邦也让各州能够自己选择是否完全遵守中央调整“有条件行动管制令“(MCO)的标准作业程序。而5月4号第一天只有玻璃市和登嘉楼两个靠近泰国边境的北部不发达州属按照联邦的全套措施实施放松。很多重要州属都说要本周开会决定是否放松。

另外,马来西亚国会会在5月18日复会 - 但是决定由于疫情的风险,国会只开一天,而不是原本的15天。马哈迪(国内翻译马哈蒂尔)弄巧成拙失去之后,新上台的慕尤丁一定会阻止反对势力利用国会来发动执政派系的议员青蛙跳 (马来西亚政治用语,指在不同政治阵营之间跳来跳去)。

另外,马来西亚作为产油大国、新加坡作为炼油和石油交易大国,经济都受到了最近油价波动的影响。而油价波动还远没有结束。

4、泰国

泰国5月1日报告新增6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2960例,院发言人娜丽蒙女士强调现在先放宽部门业务和行业,让民众有一个调适的过程。放宽管制必须逐步、有序进行,避免出现新一轮疫情爆发。

 一些公共场所已经重新开放。最新解禁的是集市、水上市场、步行街、饮食店、路边摊、杂货店、理发店、美容院、宠物店等等。体育场馆也部分开放,保持社交距离的运动包括跑步、网球、羽毛球等被允许。

当局也接触了禁酒令,让各府决定是否开放酒精。全国同时也有14家机场(总数的一半)开放,30多条国内航线恢复。而泰国国家航空公司目前现金流很危险,不知道能否支撑到恢复。

但如果疫情形势进一步好转,感染者没有持续增加,预计到本月中旬,将会有更多的“解封”好消息出来。虽然泰国确诊病例看上并不多,但墨腾发现泰国疑似病例已达到66,371例,且增长速度极快,这或许也将给泰国的医疗系统带来一定的挑战。

此役,巴育的军的合法性和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都有所加强,尤其是好几次旅美泰国侨民求医无门的消息在泰国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之后。而军是否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拼经济,还有待观察。

毕竟,对旅游业占到GDP超过二成的泰国来说,疫情的打击是巨大而深远的。

5、越南

越南可谓是在东南亚国家里抗疫工作做的最好的一个。据越南国家肺炎疫情防控指导委员会的消息,截至5月2日上午6时,越南继续无新增肺炎确诊病例。

越南交通运输部也于4月29日签发新文件,对各类交通运输工具开行的班次作出详细规定,开始逐步恢复全国的经济社会活动。越航包机也陆续前往好几个国家接回滞留在海外的越南侨民,展现出了准大国的自信。

6、菲律宾

菲律宾5月1日新增284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8772例。总统杜特尔特当天宣布,对于疫情仍较为严重的地区,其“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将继续实施到2020年5月15日,而本国其他地区都将被列入“普通社区隔离”以使经济活动得以恢复。

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周四4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5月1日开始,所有部门办公室将恢复正常上班,无论是国家或地方机构或办公室,但各个机构或办公室可以视情况取弹性工作制度。

供应链、食品零售、仅用于外卖和配送的餐厅、医疗行业、物流、水和能源公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电信和媒体领域可恢复全面运营。制造业、电子商务以及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的交付、维修和保养服务、住房和办公服务领域将开始逐步到全面恢复运营(50% to 100%)。金融服务、业务流程外包、其他非休闲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其他非休闲服务领域可恢复50%的现场办公劳动力,另50%可取在家办公模式。

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自20世纪初期起到20世纪50年代,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在资本的国际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其活动表现出如下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推动国际资本由欧洲涌入美、澳等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

一般认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间,国际资本保持高度流动性,并大量由欧洲涌入美国和澳洲等地区。1914年前后,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左右。而在资本输入国中,澳大利亚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机构是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主体。当时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主要表现为:借款国家和部门大量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市场发行固定利息债券;美国的债权人在国外建立子公司,通过持有过半数的股权(或独家经营)对其进行控制等。

3、国际资本市场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尤其是国际债券的利率随时间及国别的变化而出现大幅度调整。

4、资本流动因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宏观经济状况变化及突发性政治经济而初现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导致普遍的债务违约,严重打击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30年代,在货币贬值预期普遍存在和战争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响下,资本运动大部分取了短期资金外逃的形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范围的私人银行和证券投资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资本无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现为在货币发行国境外的流动,市场交易行为也大多发生在国外,即欧洲美元交易。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特征是:

1、国际资本市场活动停留在欧洲市场及欧洲货币的范畴。在战后废墟上崛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同时,该体系的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协定则明确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规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初期,各国普遍对资本流动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严格控制下的资本绕开管制在货币发行国境外流动,形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雏形。欧洲资本市场既是银行间市场,又是筹措资金的市场,同时还为大公司提供借贷服务,商业银行是该市场的核心。欧洲资本市场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庞大,以多种兑换货币计值,充分满足各种借款需要,商业银行经营自由,灵活简便,资金安排迅速。

2、资本流动形式集中表现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资。在二战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流动的主流是大规模的国际援助,以及逐渐复兴的直接投资。二战后欧洲重建引起了庞大的官方资本流动。美国实施的马歇尔和杜鲁门的第四援助导致美元大量流入欧洲。从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国在马歇尔下,向联邦德国提供38.7亿美元,1945年12月,美国与英国签署财政协定,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低息。

3、美国在主导官方资本流动的同时,也成为私人资本流动的主体。根据OECD的国际资本市场统计,1951年,国际债券的发行总额为9.954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市场发行了9.226亿美元,占国际债券发行总额的92.69%,整个50年代,美国为国际债券发行提供了71.601亿美元的资金来源,占当时融资总额的78.21%。进入60年代后,美国商业银行纷纷扩大国际业务,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开设分行,这些银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额资金,积极发展信贷业务,为欧洲货币市场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 13年,随着汇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动的转变,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逐渐解除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该时期对资本流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3-14年和19-1980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及石油美元的产生。

1、石油危机与石油美元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开始取代煤炭,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产和消费极不平衡,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石油不到全球总产量的20%,其石油消费量却占全球总消费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石油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表现。

中东国家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致力于改变长期形成的油价过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员国通过参股和收归国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

70年代初美元汇率下调,西方工业国的制成品价格相应上涨,由于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结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随美元汇率持续下降,石油生产国蒙受重大损失。1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OPEC成员国一方面加快石油生产国有化进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4年1月的11.65美元。1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价,把每桶原油定价调整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国际市场油价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遭受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灵活调整为这些经济体吸收这种外部冲击提供了可能。

随着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顺差,14年达651.7亿美元,1980年达928.4亿美元,13年到1981年顺差累计达3360.7亿美元。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盈余资金,由于石油盈余资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称石油美元。

2、石油危机时期全球资本流动的特征

石油危机时期资本流动的特征表现为:

①石油美元的积累及流动推动了欧洲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OPEC成员国可供运用的资金中,约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欧洲货币市场,大部分取欧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欧洲货币总额900亿美元中,阿拉伯银行占了26.5%。所以,欧洲资本市场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回流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动掀起了私人商业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高潮,也为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长期、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资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员国组织为获得发达国家比较安全的资产,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贷给了发达国家的私人商业银行。而70到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停滞,名义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利率则为负值,私人商业银行便增加对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获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活动显著增加,尤其是非OECD国家的筹资额成倍上升。

1982年后,OPEC成员国开始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计过程被迫中断,这样,发达国家私人商业银行向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发放的资金来源无以为继,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的条件急剧恶化。 进入80年代,由于多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债务沉重的借款国,面临着债务还本付息的困难,资本流动开始显示出收缩迹象。

从13年到1982年的十年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债务总额从1031亿美元增加到8420亿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的年增长率为14.5%,私人的年增长率为19.4%,私人信贷在总额中的比例达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债总额中,短期信贷高速增长,国际债务期限明显缩短,浮动利率债务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经超过全部外债的4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外债偿付压力不断上升,从13年到1982年,还本付息额由179亿美元增加到932亿美元,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偿债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产油发展中国家过度借贷、结构失衡的同时,80年代起,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该类国家偿债危机的爆发。1980年,西方国家先后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到1982年出现了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进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外债还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美国里根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出现了高利率、高汇率、高通货膨胀率三高现象。

由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外债以美元计价的比例很高,美元汇率的上扬直接加重了该类国家实际的债务清偿即流向债权国的本金和利息的负担。

由于美国利率居高不下,其它发达国家也相继随之提高利率。七个西方主要工业国短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长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于发展中国家浮动利率外债超过外债总额的40%,利率的上升导致偿债压力的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非石油出口国将多付40亿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将为此多支付7.5亿美元的利息,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将多支付近200亿美元的利息。因此,19年后,许多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借的新债主要用于支付利息。

在内外双重压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债总额为260亿美元的波兰无力偿付数额为25亿美元的到期债务本息,拉开了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债务清偿危机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汇储备基本耗尽,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巴西宣布急需175亿美元的新来解决清偿困难;12月,阿根廷提出与西方债权者进行重新安排债务的谈判。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这场债务危机:在拉美,除哥伦比亚和巴拉圭外,其他债务国均相继要求延长偿还债务期限,在非洲,苏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扎伊尔、赞比亚等10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在亚洲,印尼和菲律宾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解决债务支付问题。

债务危机爆发后,债务国、债权国、债权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渐遏止了危机的蔓延。但是,这场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特征表现为:

1、资本流动规模扩张极不稳定。80年代初期,资本跨国流动的总量由年融资近2000亿美元下降到1500亿美元左右,累计下降幅度超过20%。年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额又出现大幅度上升,三年间累计升幅超过70%,表现出很强的不稳定性。

2、发达国家间的国际资本流动受债务危机的影响程度轻微,并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1982和1983两年,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分别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水平。但是,年后,OECD国家的融资规模快速上升,资本流入数量超过了债务危机前的总水平。

3、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进入长收缩期。非OECD国家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1981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19亿美元后,进入长达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资总额一度下降到211亿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才超过1981年的水平,达653.42亿美元。因此,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收缩期长达10年,这刚好是拉丁美洲国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后,资本流动的规模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附表1 国际资本市场活动(1988-1995)(百万美元)

--- - - --------------------------------------------------------------------------

时间 国际市场筹资总额 年度增长率% OECD国家筹资总额 非OECD国家筹资总额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76.5 65348.2

1994 66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

资料来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最显著特征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具体表现为:

1、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上升,资本流动性达到很高水平。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对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的调查,到1998年4月,该交易额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显然,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的扩大在不断加速。

3、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在本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4、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综观国际资本市场市场的百年变迁,我们发展,推动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上述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详见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著。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